内蒙古空管分局协同治理无线电干扰 筑牢民航安全发展防线

这就是世俗法与上帝法、良心外在义务与良心内在义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效力区别所在。

这一目标的提出，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及法治建设作出了明确的规划。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立法修改也给刑事司法一个导向，限制使用死刑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主题之一。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针对司法环节中，为求破案效率屡现刑讯逼供的问题，规定全国检察院在办理职务案件过程中必须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1)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2)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此更多关涉公民的经济、社会利益{9}。教育权利保障方面，如《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为此，要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公共空间，就必须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政治参与的权利。没有私人财产，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个人就会失去自由活动的空间。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在制定立法规划时，明确提出要将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包括社会法在内的七大法律部门，[3]此可视为立法高层开始构想建立社会法部门、完成法律体系总体构架的标志。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后者显然比前者成熟得多，它减少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的直接的、破坏性的冲击，使公民权利获得了法律这一制度化力量的保障。[72]《〈农业法〉执法检查报告》（2001年）。

1994年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62]再如，2000年《乡镇企业法》执法检查报告中则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领会江泽民总书记有关发展乡镇企业重要性的讲话精神，并指出我们要认真贯彻这些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推动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63]然而，有时政策宣传则颇为务实，旨在确保承担执法职责的有关机关在明确政策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执法活动落实相关政策。然而，与立法资源一样，监督活动所需的资源也是异常稀缺的。[9]《乔石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3月31日）。

[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8年）。[15]参见1994-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有关监督工作的描述。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执法检查组借此希望执法机关能够联系最新的政策动向开展相应的执法工作、提高执法的针对性。毫无疑问，一部能否成为执法检查的对象需要经过一个富有高度竞争性的遴选程序才能最终确定。[42]为了实现执政党对三个权力分支的政治领导，每个权力分支内部都在法定决策机构之外成立了相应的党组，用以协调组织内部党员的行动并使执政党能够主动每个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因此，在借助执法检查显示其对执政党政策的贯彻力度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借助执政党具有广泛动员和统摄能力的政策平台为自身所制定法律的顺利实施寻找重要的支撑和契机。

[32]《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6月25日）。1993年底，乔石委员长不仅重申了执法检查选题的政策偏好，而且进一步要求各级人大要贯彻落实十四届三种全会的决议，促进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监督已经依法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主动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47]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惯例，人大系统能够借助党委系统进一步推动法律的实施。是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作为执法检查制度化初步尝试[11]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林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五、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将执法检查与执政党的政策对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并因此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7]直到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要求执法检查要有所侧重（有选择地、重要），但侧重点的选择并未像其对工作监督的定位那样被要求参照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加以确定。另一方面，他似乎尚未关注到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所做的功能调整，仅仅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执法检查，切实改进和完善执法检查工作，使执法检查更富有成效[18]。

[85]《〈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执法检查报告》（1998年）。3、提出改进政策执行的建议在发现问题之后，执法检查组的重要工作就是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推动政策和法律的执行。[90]《〈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1995年）。[92]中共中央对于有关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建议的回应态度与举措则特别值得一提。此后，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一样，成为了中共中央惯例性、常规性的会议。更具体而言，其主要目的在于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2]。

……第三，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仅应当关注执政党所关注的那些法律的实施状况，而且也要将那些社会及民众普遍关注、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实施过程面临较大问题的法律列入执法检查的选题。

[53]参见《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执法检查政策功能的发挥也带来如下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从此，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监督工作的主要功能从确保法律的执行转移到了确保政策的贯彻落实。1998年，执法检查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各级政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连干警的工资都发不了。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3年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5]田纪云副委员长在总结任期内执法检查活动的经验时也指出，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反复检查、跟踪检查。2004年底，常委会对于2005年工作的安排直接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05年工作要点的影响，并且决定将对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作为增强监督工作实效的重心和重点。[72]2006年，执法检查组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中央建立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表示赞赏。

（一）背离了法定的功能定位根据宪法和《监督法》的规定，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法律监督的首要和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99]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39部[100]，因此平均每年只有1.88%的法律能够成为执法检查的对象。

相反，法律规则往往趋于稳定、也必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便为社会和公民提供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和开展国际经济贸易、技术合作的需要，在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步骤地配备一些懂法的干部是十分必要的。

可预见的结果便是，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确保政策、而非法律的执行上，这无疑将直接地减少执法资源的分配。[65]《〈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1996年）。

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议案需要经历更多的筛选关卡才有可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例如，笔者在前期研究中曾发现，作为监督程序的执法检查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思自身立法缺陷的一种重要平台，成为了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同样，执法检查组在2005年《统计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助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统计数据作假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并未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新的监督理念之下，人大监督工作与具体政策之间将会实现更为及时地无缝对接。

[6]与上述思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对于开展法律监督的功能定位和实践思路颇为纯粹。[57]吴邦国委员长曾就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提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指出，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综合运用……执法检查……等形式，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增强人大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自1993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便要求应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确定一个时期执法检查的重点。因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当时执政党的首要政策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其执法检查的首要主题。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47]《〈水土保持法〉执法检查报告》（1998年）。